郭杰群：2019年中国将加大财政政策力度 推动减税措施

      从中国的经济状况来看，2018年GDP虽然达到政府预定目标，但回头来看，2018年每个季度的GDP同比增速都在降低，第三季度GDP为6.5%，低于第二季度的6.7%，低于第一季度的6.8%。而6.5%也是在金融危机顶峰时期（2008年第四季度、2009年第一季度）的数值。在当前对明年中国经济的预测都普遍低于6.5%。

      在中美贸易之争的同时，由于国内金融的强监管和去杠杆，引发了市场大幅度的波动，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人民币持续贬值。美元对人民币的中间价一度逼近7.0的关口，加剧了资本外流的风险。根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测算，在2008年初，A股股权质押总市值为6.5万亿人民币，到2018年10月份，仅为4.4万亿人民币。

      与此同时，股权质押的总量显着从年初的5700万股攀升到10月份的6400万股，意味着质押股权平均价格下跌近40%，股权质押价值的快速、大幅贬值，增加了交易账户被强制平仓的可能性，不但进一步演化了螺旋下跌的可能性，而且对大部分上市民企的生产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确定性。

      201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指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8%，中国为3.7%，中美利差为90个基点，还处在比较舒服的区间。然而到11月，中美10年期国债利率已经从之前的90个基点缩减到30个基点，不但如此，中美一年期、两年期国债利率已经开始倒挂。

      而在市场上，押注明年3月之前中美10年其国债利率差倒挂的声音已经在持续增加，虽然会挤出无风险套利的热钱，但也带来中国资本流出的压力，引起基本跨境流动的大幅波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0月31号的会议上提出要研究解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此后各部位纷纷出台了各种扶持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议中同时指出了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定的货币政策，截止2018年10月，央行已经实施了4次定向降准，降低抵押品的范围和规模，并继续采取信贷支持、债券融资、股权融资等政策，支持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中央虽然有决心，大家货币政策如何有效地实施债务传导机制，如果传导机制不流畅，再好的货币政策也不会有效，这里面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央行与市场的沟通问题，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多次指出央行加强与投资者、公众的沟通力度，可以让市场更好地理解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预测央行未来采取的行动。

      这不但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性、提升央行的有效度，而且降低了经济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目前我国面临的一个事实就是政策决策的不透明性，文件太多，变化太快，每一次新发现都是对市场的冲击，而不是可预测的行为。

      第二，货币政策目标的明确和可度量性。美国国会在设立美联储的法案中明确指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法定职责是稳定价格和稳健的长期利率。美联储2012年1月宣布以个人消费支出价格的年变化率为基础，设立2%为通胀目标，由此使得长期通胀率被牢牢地锁定住，对促进市场价格的稳定性和稳健的长期利率非常有帮助。

      根据我国在199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我国的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证货币利率的稳定。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央行的货币政策报告可以看出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较多，包括经济增长、价格水平稳定、充分就业、利率稳定、汇率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众多目标常常导致实施的政策无法面面俱到。

      不但如此，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缺乏明确的可定量的标准，常看到的描述就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但什么是稳健中性缺乏标准。虽然有各种解读，但目前都是市场上的臆断，而非官方的明确目标，导致在实际实施中的随意性。

      第三，货币政策的最后一公里的实施。我国上层的政策往往在实施上就差临门一脚，多年来中央强调货币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提出大银行至少1/3贷款，中小银行至少2/的贷款要流向实体经济，这种指标忽略了各地经济组成的不同，贷款质量的不同。

      但是为什么有这种一刀切的要求呢？这正反映了监管对最后一公里政策执行不到位的无奈。比如对中小企业放贷上，如果被监管的银行为了监管不得不发放，但实际上是随意发放的，就会导致寻租获利行为，而不是完全从企业真正需求入手。